缅怀一代管理名家陈炳富先生

　　陈炳富先生和我们永别了。作为中国管理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筹建了南开大学管理学系，为南开大学商学院今天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人生历程、学术思想、教学理念，均令我们无限追思、缅怀。

　　1920年12月，陈炳富先生出生于安徽和县。尽管年少时家境贫寒，但他笃志好学，学业成绩优异。自1934年在县立初中求学起，曾多次获得奖学金。1937年，始读于湘西高中。1940年考入内迁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外文系。翌年，转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他思想进步，在校期间参加进步读书会，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值乱世，倾向革命，亦不忘学业，主编壁报《论衡》和《经济论衡》，经常发表进步言论，为校内翘楚，受到师生的注目。1945年毕业，1946年冬，到南开大学任教，先后在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管理学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0年，任新创办的管理学系主任。

　　陈炳富先生学术严谨，他的治学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和富于创新。早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即在“指数”理论，“指数”的恢复、编纂以及编制方法，指数公式的论证等方面，发表了十几篇研究文章。于1950年代初，其研究领域拓展至经济效果问题研究，《关于工业品产品品种变动对成本影响指数的几个问题》一文曾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讨论。1960年代3年困难时期也影响了陈炳富先生的学术思想，其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把用最小耗费取得最佳收益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内容进行阐述。“讲求经济效果不能仅局限在生产领域内，还应包括国家管理机关、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部门。”这些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反响，文章后来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展望出版社分别选入《解放以来有关经济效果文选》和《建国以来有关经济效果文集》。1970年代末，他重提旧论，并积极呼吁，促成了“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诞生。改革开放后，管理科学蓬勃发展，他的学术秉赋得以充分施展。1981年在瑞典参加“中国——欧洲技术与工业政策”国际学术会议，他宣读的论文《论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受到与会代表的称赞，被列在会议论文集的首篇。1984年初，在中国科学院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陈炳富先生作了题为“要开展中国管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在对中国文化重新估价和反思的历史背景下，陈炳富先生掀开了被人忽视的一隅。之后，笔耕不辍，连连发表着述：《〈孙子兵法>及其管理中的—般应用》、《现代化与〈孙子兵法>》、《从〈孙子兵法>到中国管理史》、《〈孙子>的全局系统观》等。在中国军事科学院组织编纂的包括14分册、数百万字的《孙子兵法大全》中，他承担了《经营管理》分册的编写。

　　除在学术上取得丰硕建树外，陈炳富先生还长期超负荷地承担教学任务，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了“管理学概论”、“比较管理学研究”等10多门课程，每学期都坚持同时讲授2至3门课。此外，陈炳富先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亦能与时俱进。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学科的协调性和知识的广博性。他认为，管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也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因此，他招收的管理学研究生，有学经济的，也有学理工、技术的，还有学中文、历史的，在组织学生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能充分发挥各学科特长。

　　此外，陈炳富先生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创新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怀念。他参与创建的“南开－约克模式”这样一种中外合作培养人才的模式，在今天仍被广为称道。他通过中外比较研究，引入国外先进的、适合国情的经验，致力于创建能体现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为管理学科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陈炳富先生以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科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四结合”的观点，4个“结合”既是管理学科的办学思想，更是指导中国特色管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今天的南开大学商学院已经成为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社科创新基地的实体化学院，并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的高速路上驶入快车道，成为一个学科优势突出、专业设置合理、师资力量雄厚、管理运作良好、综合实力居于全国前列的商学院。腾飞的商学院与陈炳富先生之前呕心沥血的工作息息相关。追思前哲，高山仰止，先生虽逝，音容犹存，特撰此文，以抒缅怀之情。